法佑网 Legal Reporter Casa Blanca 报道

2006年3月31日消息，宾夕法尼亚州一起医疗纠纷引发了患者诉讼，但医方的保险公司出于恶意（Bad Faith）而延误了其做出和解选择的最佳时机，导致后者需支付天价赔款，而陪审团最终判决了该州历史上因保险公司恶意而产生的最高额赔偿：790万美金。

诊断失误拖延病情医生被患者告上法庭

本案的原告Stephen Jurinko起初状告皮肤科医生Marcincin有不当医疗行为，称他当年患有轻微的皮肤癌，到Marcincin处检查时，这名医生却告诉他并没有癌症。等到Jurinko在别处查出皮肤癌时，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原本经过简单治疗便可治愈的病症，现在却需服用昂贵的干扰素，以及做大量复杂的手术。

当初为Jurinko的皮肤切片做化验的Edelman医生也被一道告上了法庭。当时他告诉Marcincin，根据这份切片组织的化验结果，患者并没有皮肤癌；但在其报告中也提到了切片的量还不够，不足以断定；而之后Marcincin并没有向他提供更多的切片组织。原告律师曾主张Edelman负有共同过错责任，不过后来陪审团认为他并无过错，免除其赔偿责任。

保险公司从中作梗和解计划被迫取消

在此案审判进行之前，双方曾在费城中级法院法官Moss主持下进行和解，Moss建议赔偿金在150万到200万之间，由两名被告以及Edelman工作的SmithKline实验室各出三分之一。该方案一度得到各方的同意：SmithKline实验室愿意支付52.5万美元，宾州重大责任基金（CAT fund）同意提供30万美元。而原告Jurinko起先坚持160万美元的总赔偿，之后同意降到100万美元。在此情况下，Marcincin只要提供20万美元即可了却纠纷，但他的保险公司Med Pro却坚持根据保险单的限制，至多提供5万美元。Marcincin拿不出剩下的钱，于是最初的和解计划被迫取消。

错过和解机会医生无奈背上巨额债务

更糟糕的是，在随后的庭审中，Med Pro为Marcincin和Edelman聘请的是同一名辩护律师。在这种共同过错的案件中，为一名被告辩护便意味着将责任推给另一位被告，而同时代理两名被告的律师无疑会因利益冲突而处于尴尬的境地，如此做法对两名医生都极其不利。不过陪审团经评议，认为Edelman尽到了自己的义务，并无过错，认定Marcincin在此案中应负全部责任，并在2002年4月判给原告250万美元。这意味着Marcincin错过之前的20万美元和解机会后，现在却要独自负担250万美元的赔偿金。

Marcincin穷尽毕生积蓄也无力偿还这笔债务，便与原告Jurinko达成协议，将自己对Med Pro保险公司和辩护律师的诉权全部转让给Jurinko，由他提起状告Med Pro恶意行为的诉讼。

恶意行为被确定保险公司支付天价赔偿

在陪审团为期9天的庭审中，双方律师再度各执一词展开辩论，前案原告的律师亦出庭作证，证明若非Med Pro当时拒绝支付保险金，Marcincin便可与原告达成赔偿协议，而不至于被判天价赔款。他的证词无疑起到了作用：陪审团裁定被告Med Pro应赔给医生166万美元，外加将近四倍的惩罚性赔偿——625万美元。由于Marcincin已转让诉权，这笔近790万美元的天价赔款应付给原告Jurinko。

Med Pro不服判决，上诉至第三巡回法院。上诉法官Rufe认为：仅凭Med Pro为Marcincin和Edelman聘请同一位律师这一点，就足以断定其存在明显的恶意。这导致Marcincin丧失了最好的辩护机会，而面临无法支付的高额赔偿；陪审团的判罚并无不当之处。法官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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